1999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从王己千先生手上购藏了五代董源“溪岸图”后，该馆认为，这件作品是可以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镇馆之宝——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鼎足而立，成为中国早期绘画的世界三大名迹之一。由于王己千曾经两次出让他的收藏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73年一次25幅宋元字画，1999年一次12幅宋元画。大都会博物馆为此特以王己千的名字命名中国绘画馆中的一间展厅。龚继遂甚至认为，由于王己千陆续出让给美国一些博物馆的收藏，也使美国作为一个收藏中国画的重要国家的收藏更加完整和重要。现在如果谁要完整地研究中国美术史，就必须到美国，到大都会博物馆来看王己千先生出售给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以及他本人的收藏。

为了证明中国绘画并不会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苗亚杰列举了2012年3月份拍卖的很多例子：“小四王之一的王昱，纯水墨的;李世卓，乾隆很喜欢的宫廷画家;晚明画家宋旭，非常少听到的一个名头，算是二流甚至三流画家;袁耀，有一张界画;文嘉这是一个大名头，是一个水墨卷;一个“新安画派”鲜为人知的画家的作品被大都会以210万买走了;文嘉的纪录530万美金，是张学良的旧藏，也上了《石渠宝笈》。倪瓒，当然我们很多的中国人都怀疑这是不是倪瓒的，因为这件东西太漂亮了，它是庞来臣虚斋的旧藏，吴昌硕题的跋，特别漂亮，特别完整的卷子，也算是我们现在说的流传有序的东西。这件东西就更加妙了，赵孟頫的一个大青绿，有书法、有乾隆的三段跋。这卷也是很妙的一个东西，沈周的作品，后面有翁同龢的两次跋。还有一张尺幅巨大的溥儒，光看这个构图可以看到是溥儒作品里边的精中之精，而且小楷题了这么一大堆。这一组收藏，即使找遍了北京、上海的收藏家，都很难有这么一组收藏。这却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美国人收的!这几件东西，大部分都是八十年代由中国卖出去的，包括这件溥儒，是我们八十年代在香港卖出去的。经过二十几年，对市场来说是百分之一百的新鲜货。现在的藏家跟八十年代已经是两代人，所以每一件都卖得很贵。上述这些就是要说明大家对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书画这个认知是不尽正确的。艺术有它自己的语言，不需要你会认识中国字!如果我跟这个收藏家谈，他对水墨笔触所有的这些了解，一定没有我清楚。他是收藏家，他也不会像我这样每天都在这样，他只是看到这件东西喜欢，出当时最高价钱买下它，他有这个眼光。

苗亚杰还提供了2012年9月份拍卖的一组数据来说明西方收藏家在中国书画收藏上占有重要比重：中国大陆的华人买家30%，美国是30%，剩下的30%是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其他地区。她尤其提到“这两年非常让人兴奋的是日本开始有买东西的人了，而且金额还不小，这是前几年在香港来说是比较少的情况，当然可能跟日本对古书画的了解和认知的程度有关系。”

“中国书画永远是在摹古的 ”

苗亚杰认为：近现代是一定要追溯到学古的。如果是你往前看，是什么都没有的;你需要往后看。研究近现代的时候，怎么样了解一个画家?不管是张大千、黄宾虹还是李可染，所谓现代艺术市场的最受追捧的这些艺术家。在他们前边是你看不到东西的，一定要往他们的后边看，他们学的是谁?他们的这一套是从哪儿来的?你如果不了解他们的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他们是从哪儿能吸取灵感?从什么上面得到启发，以至形成他们自己的风格。如果你没有想明白这一点永远搞不清楚哪张是真的，哪张是假的。

因为她是从研究大千开始的，所以“如果你要研究大千，你就势必会研究石涛跟八大，你研究了石涛跟八大势必会把‘新安十七世纪’这一派研究了，你会再往前推，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她开玩笑说：“我的这碗饭是张大千给的，我做这一行，因为我太喜欢他了!”她意识到追踪寻缘的重要性，所以她一直没有放弃对古代书画的研究。

她略带启发地说：“我们都知道齐白石只有三万张东西，而且很多东西在博物馆，市场上流通的有没有一万张都可以怀疑。现在十年下来拍了35万张齐白石，你也可以去看看雅昌数据。难度是一样的。当然古代有更特别的难度。例如张大千只要买了有序的东西一定不会错，古代买到宋徽宗盖章宋朝的东西没错。”

香港美国差异

苗亚杰在香港做了数年之后又到纽约，亲身感受到两地之间的差别。“我之前也跟记者朋友聊到过，差别特别明显的是在拍场。比方3月这场因为有太多件重要的东西，包括南宋的书法卷——这件东西其实是2000年的时候香港卖出来的，当时100万港币不到。我估了一个75万美金，卖了560万美金。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说这是一个大漏，还要跟我买。这里最大的特点是，每个人来展场看的时候都讲这个东西好与不好、笔墨味道在哪儿，包括真伪都可以谈。倪瓒、赵孟頫，大家都在说定代可以定到什么时候。对这些东西探讨的比较多。没有人会说这件东西今年买了是不是明年卖了可以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