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锡敕》伪本钩摹自《诒晋斋摹古帖》

许汉卿重裱时所附《刘锡敕》拓本，出自《诒晋斋摹古帖》卷三。该丛帖共四卷，又称《诒晋斋帖》，为乾隆皇帝(1711－1799)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于嘉庆十年(1805)将其家藏东晋陆机《平复帖》、唐怀素《苦笋帖》等晋唐以来法书名作真迹辑集，由杭州袁治摹勒上石而成。是帖之精良，向为后世称道，如张伯英(1871－1949)：“嘉道间，刻帖之风颇盛，如粤之潘氏、伍氏等，多与此刻同时，然皆徒侈卷帙之富，真赝在所不计。成邸(永瑆)势位既崇，收藏亦多，是帖所刻只廿余种，由其鉴别之识，远出时流之上，不惟其多惟其真。”(5)而苏轼《刘锡敕》，即为该帖中所收仅有的一件苏氏作品。

检视《刘锡敕》伪本(以下称“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中所收苏轼《刘锡敕》(以下称“拓本”)，二者的母子关系则是十分明显的，即“伪本”钩摹自“拓本”。

尽管“拓本”为石刻墨拓，尚无法与原作比肩，然而，与“伪本”(摹苏字六十八字，首尾书史填写三十字，共计九十八字)相较，则胜之。“拓本”较好地体现了书法用笔之严谨法度与使转特点，其线条凝练浑厚，精神跌宕；而“伪本”通篇无自然书写状态下的节奏与韵律感，墨色缺乏自然过渡，呆板乏神。比较两者之用笔，“伪本”更显刻露僵硬、牵强凝滞，甚至出现大量非毛笔书写而产生的斑点、棱角、圭角等种种莫名的笔触，稍举几处：如“民”字横折、勾挑，“享”字牵丝，“上”字下横末笔收尾，“秦”字捺笔，“孝”字末笔，“思”字心底，“见”字末笔，“其”字中间两横等等。这些大量的莫名笔触，在对照“拓本”后，其缘由不言而喻，即这些莫名而非书写产生的笔触与运笔，大都出自“拓本”。事实上，由于刻拓自身的局限，诸如刻工无法将原迹线条间的牵丝表现得浑然天成(如“羲”字诸横、“隋”等字)(图一)，奏刀时产生的无法控制的些微石头崩裂(如“上”字下横、“代”字“弋”、“民”字)，以及刻工走刀时的些许失控(如“孝”字边缘)，甚至是由于石头本身老化而产生的石斑、石花等。而这些原本属于石刻、拓本特征的笔画，较多出现于“伪本”中，这些特征都表现出作伪者依样画葫芦的固有手法。由此判断，后者非永瑆模勒上石之家藏原迹母本，而是相反：“伪本”钩摹自“拓本”，其母子关系，可谓昭然。在目前尚未发现永瑆旧藏《刘锡敕》墨迹前，拓本的历史、艺术价值，它本无可替代。

(二)《刘锡敕》伪本并非安岐旧藏

资料表明，苏轼《刘锡敕》原件首见于清初大收藏家卞永誉(1645－1712)《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6)，名“苏东坡《书刘锡敕》”，属卞氏鉴赏旧物，后为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百四十一转录。其后，经江德量(1752－1793)递藏，终归永瑆秘笈，并于嘉庆十年(1805)摹勒刊行于《诒晋斋摹古帖》。此帖一出，即为后世辗转翻刻，如道光九年(1829)潘仕成(1804－1873)的《海山仙馆藏真》(卷三)，咸丰二年(1852)伍元蕙的《南雪斋藏真》(丑集)等，虽同属一个系统，但诸家所刻，水平皆在《诒晋斋摹古帖》之下。

经校对，“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后的上述丛帖刻本间并无母子关系。卷中所钤“无恙”印，亦属作伪者妄加。安氏为清初书画大鉴藏家，著有《墨缘汇观》，收录其家藏苏轼《寒食诗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新岁展庆人来得书二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名迹十余件(7)，其中并无《刘锡敕》。再者，包括永瑆“拓本”在内的上述刻本，皆无安岐藏印。换言之，对于“伪本”钩摹作伪者来说，即使要妄添清初鉴藏家用印，亦应钤用卞氏用印才合理。

(三)《刘锡敕》伪本中江德量、永瑆跋及诸明清藏印辨析

“伪本”除照模袁申儒、袁忠辙(1377－1459)父子及“洛阳武林甬东世家”、“东郭囗氏四要堂印”诸鉴藏印外，另添有“济阳郡图书印”、“王济赏鉴过物”、“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南韵斋印”、“莲樵鉴赏”、“成勳”、“莲樵”、“德量审定”等印，如此这般，用意在于制造永瑆等旧藏假象。弄巧成拙的是，卷中江德量(图二)、永瑆跋皆伪。江跋摹写自“拓本”，其中有些字之结体，或因字体较小，作伪者似乎显得有些不太经意，犹如本幅首尾书史摹写的三十个小字一样，与本幅钩摹苏字本身相较，出入更为明显，如“诏”、“故”、“著”、“祖”、“禹”、“袁”、“忠”、“徹”等字，其书艺逊于“拓本”，与江氏也有距离。与此同时，卷中江德量“德量审定”朱文印、“秋”“史”朱文联珠印，以及永瑆“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朱文印、“诒晋斋印”白文印记等皆属作伪者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