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墨迹本”中“议”字长撇等泄露了作伪者摹写时的参以己意与漫不经心

从“墨迹本”看，该帖钩摹者于书法用笔的理解比较有限，对于苏氏书法的特性掌握更欠娴熟，因此无法将“拓本”中笔画里所蕴含的复杂笔意表现出来。如“拓本”中“奉议”之“奉”字捺笔，一波三折；“别”字立刀，凝劲浑融；“功”字弯勾，饱满而有张力；“议”字长撇，上顾下盼，左呼右应；“轼”字勾挑，势如彍弩。这些用笔特征，恰是苏书受颜真卿影响的体现，这是苏氏书法重要的性格特质(图八)。

而“墨迹本”中“奉”字捺笔，起笔过直，且撇、捺间的笔形近乎三角，气脉阻滞；“功”字弯勾，笨重呆滞；“议”字长撇，僵直枯梗，与下一笔的笔势更近乎直角，局促逼仄(图九)。这暴露了作伪者摹写时按照自己的书写习惯，木已成舟，倘再修整，余地显然不大；即便弥补，往往越描越乱，如“轼”字勾边缘，形神俱失。取势行笔缺乏贯通协同承应，正是“墨迹本”最大的软肋所在，也远离了坡仙书写区区九字书札时应有的一气呵成与气脉贯通，苏书特有的沉着痛快、凝重浑厚的笔性与气质更无从谈起。出现这些明显病笔，将之按在苏氏法书名下，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书法呈现笔墨与纸张的关系，石刻则附加了刀、石关系；刻工有高下；拓本之好坏，与其母本是否原作墨迹息息相关，而拓工、装裱技术的高低亦与之相联。总之，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叠加造成了石刻及其拓本自身的局限与特征，既难以达到自然书写的浑然天成，又无法还原原迹的庐山真面目。比如《景苏园帖》，虽然较忠实于《安素轩石刻》，但毕竟属于翻刻，故又“下一等”，即石刻味更浓，离苏字笔意又隔一层，尚无法与“下真一等”、从原作钩摹的鲍刻颉颃。即便如此，与“墨迹本”相比，仍绰绰有余，且在保存原作的笔画形态、用笔特征方面，比后者忠实可靠多了。至于“墨迹本”虽与《景苏园帖》一样钩摹自鲍氏“拓本”，但加以摹写过程中擅自发挥，掺入个人书写习惯，且时而显得漫不经心，其书离开苏氏的书艺特质和水准，更居“下下一等”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以双钩轮廓为基础的“墨迹本”，廓填时分别采用了钩填、摹写、杂以己意等多种手法，也就造成了与“拓本”间若即若离的令人费解之现象(图十)。需指出的是，即便相同的依样画葫芦，“墨迹本”作伪者的“双钩廓填”技巧，与忠实于《诒晋斋摹古帖》的《刘锡敕》钩摹者相较，差距十分明显，用上引元人陈方“用墨不精，如小儿学描朱耳”之评来形容，似乎也是颇为恰当的。

(二)《功甫帖》墨迹本鉴藏情况的辨析

因《功甫帖》墨迹本钩摹于晚清，故有关该迹的鉴藏、著录等相关史实的破绽与矛盾之处甚多，概析如下：

3. 《功甫帖》墨迹本并非安岐旧藏

苏轼《功甫帖》原迹最早见于安岐《墨缘汇观》，为安氏家藏十余件苏书之一。乾隆间系江德量家藏，后入鲍漱芳奚囊，珍藏于安素轩之中。鲍氏上石刻帖《安素轩石刻》之际，将“安仪周家珍藏”印一并摹刻，表明原迹为安氏旧藏，《景苏园帖》翻刻本也忠实客观地反映了该迹的传承与鉴藏史实。

安岐之著录一贯严谨详细，对重要藏家如项元汴之鉴藏印，甚至明末藏家张孝思(现所见其最早活动时间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见张氏题徐贲《蜀山图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清代曹溶(1613－1685)等收藏信息，都不会轻易略而不辑，而现所见安氏《墨缘汇观》所著录的安氏家藏《功甫帖》，不见项氏收藏讯息。

“墨迹本”另页中，钤有“子京”、“项叔子”、“槜李项氏士家宝玩”三印，为明代书画大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所用。按照项氏的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墨迹本”本幅钤印。关于这三方印的谬误及真伪考辨，单国霖先生另有专文讨论。

由此可见，今见另页钤有制造项元汴旧藏假象的“墨迹本”，与鲍氏家藏并据以刻帖的那轴安岐旧藏毫无关系，这暴露了作伪者并不真正了解《功甫帖》原作的递藏传承历史。而本轴出现钤有项氏印记之情形，与《刘锡敕》伪本中作伪者疏于翻检古籍妄添安氏“无恙”印、制造安氏旧藏假象之性质几无二致。鉴藏史实的抵牾，同样是坊间分工作伪易犯的纰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