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功甫帖》墨迹本中骑缝印的破绽

鲍氏刻本照原迹刻上了尚剩的“世家”半印，其后的翻刻本《景苏园帖》亦是如此，都忠实地保留了印迹在流传过程中曾因多次改裱而裁切的原始特征，但在“墨迹本”中看到此印未见裁切痕迹，与右上端“某某图籍”骑缝印不同，离原纸边缘尚有距离。这个破绽透露了重要的信息：作伪者显然并不明白原印应为四字方印，而非二字长方形印，因而为该印外轮廓努力接近“拓本”所刻印记依样模刻以忠实于“拓本”，由此可排除钤盖时印泥不匀的可能，可以断定此印系从“拓本”中翻刻。“某某世家”，犹如“某某之裔”、“某某图籍”、“某某图书”等，都是唐宋时代此类文人印记的固定辞例(11)，如“睢阳世家”、“宫保世家”、“忠孝世家”、“箕子之裔”、“三槐之裔”、“紫阳之裔”、“九龄图籍”、“孙氏图籍”、“黄氏淮东书院图籍”、“秋壑图书”、“淮阴鲍氏考藏”等，分别表示用印者的门第、里籍、家风、名号等寓意。作为定语的“某某”，即印主或印主的自谓，是该类印记的用印主旨，否则便失去印记的意义。这一细节泄露了作伪者离开原迹时代已经颇为遥远，对于当时的文人用印习尚与文化背景已经十分茫然，误以为二字长方印记而摹刻钤上，补足“配件”。

3. 《功甫帖》墨迹本的著录、鉴题辨误

“墨迹本”亦非如李佐贤所言原为永瑆家藏且刻入《诒晋斋摹古帖》。事实上，《诒晋斋摹古帖》中并无该帖，更无李氏指出的米芾《道祖帖》(该帖当时珍藏于鲍漱芳“安素轩”)之史实(12)。

“墨迹本”中，除许汉卿收藏印为其自钤外，包括上析“安仪周家珍藏”印，以及“世家”半印、三枚项元汴印在内，以及张镠(字黄美，明末清初扬州裱画师，为梁清标所赏，辽宁省博物馆珍藏传李成《茂林远岫图卷》中尚有其题署)、江德量诸印的出现，其手法与情形，当与《刘锡敕》伪本中出现的安岐“无恙”印、江德量用印之性质无异，应同属妄加(13)或伪造，此乃作伪者之惯用伎俩。

“墨迹本”中款署“翁方纲”的题跋，内容出自翁氏《复初斋文集》，文字略异，然笔法生硬滞涩，貌合神离，笔者亦颇疑如《刘锡敕》伪本中江德量伪跋一样，摹写自某刻帖。其出处待查，亦冀有识者指出。关于翁氏书法、印章的真伪鉴别，单国霖先生亦另文剖析。

综上所析，“墨迹本”之制作时间，可定为鲍漱芳《安素轩石刻》后、李佐贤《书画鉴影》前，即约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

结语

通过上文对《功甫帖》墨迹本与《刘锡敕》伪本钩摹性质的研究，亦可获悉李佐贤所见《苏米翰札合册》中四札之两大来源：米芾《道祖帖》(现藏上海博物馆)为鲍氏旧藏，《功甫帖》墨迹本钩摹自鲍氏《安素轩石刻》，鲍氏家藏苏轼《功甫帖》墨迹原件不知尚存于世否？米芾《章侯帖》(现藏上海博物馆)为永瑆旧藏，而《刘锡敕》伪本钩摹自《诒晋斋摹古帖》，永瑆家藏苏轼《刘锡敕》墨迹原件亦不知所终。

刻帖成风的晚清，坊间射利之徒的作伪亦如影随形、愈加猖獗。饶有意味的是，本文所析《刘锡敕》、《功甫帖》两件钩摹伪本，不正是前引“十万卷楼主人”王端履(1814年进士)所言“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之实证么！更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晚清商贾为追逐利益而无技不施的狡狯。

附：本文在研究、查找资料以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本馆同仁以及业内相关同行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1)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2册，页5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2)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利津李氏藏板)，同治辛未(1871)，上海博物馆藏。

(3)即南宋陈俊卿《行书秋晚帖》、李寿朋《行书渭阳帖》以及张孝祥《行书柴沟、泾川二帖》四开，现藏上海博物馆。

(4)是时，许氏共计收有《功甫帖》墨迹本、苏轼《定惠院月夜偶出诗》、黄庭坚《小子相兰帖》，米芾《春入沂水帖》、《腊白帖》、《章侯茂异帖》、《道祖帖》等。

(5)容庚《丛帖目》(二)，页571－572，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1年6月出版。

(6)《中国书画全书》第6册，页286，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