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刘锡敕》伪本之钩摹制作时间，可定于永瑆《诒晋斋摹古帖》后、李佐贤《书画鉴影》前，即约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

二、《功甫帖》墨迹本与《安素轩石刻》

对《刘锡敕》伪本之研究，十分有助于对《功甫帖》墨迹的鉴别，二者且可相佐互证。这两件百余年前就在一起、民国时又同为许汉卿旧藏的墨迹，其钩摹性质竟如出一辙。

《功甫帖》墨迹，纸本，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原与《刘锡敕》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亦属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苏米翰札合册》之一，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各札，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

许汉卿旧藏《功甫帖》墨迹现改为轴，据本轴许氏自跋，知应为其于1954年重裱所为。重装时，其情形与手法犹如《刘锡敕》伪本，许氏也另行增添了其从英和后裔处所获的翁方纲《钩摹功甫帖》油笺本，以及款署“翁方纲”题跋，连同许氏本人题署，共计四页，合裱成一轴。

(一)《功甫帖》墨迹本钩摹自《安素轩石刻》

苏轼《功甫帖》被摹勒上石，最早见于徽籍儒商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上海博物馆藏)。该石刻共计十七卷，系鲍氏自嘉庆元年(1796)从其家藏古代法书原迹中，辑选唐宋明五十件，自嘉庆四年(1799)至道光四年(1824)，分别由扬州篆刻家党锡龄、鲍氏二子治亭、约亭陆续精心钩摹上石。鲍氏家藏，多有名迹，如唐人《郁单越经》、李邕《出师表》、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苏轼《楷书祭黄幾道文卷》以及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苏轼《行书春中帖》(亦名《与德孺运使书》)等名品赫然在列。而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著录、后为许汉卿如获至宝的米芾《道祖帖》、《章侯帖》两件名品均来自于鲍氏“安素轩”旧藏，且二帖皆经鲍氏辑选刻入《安素轩石刻》。需指出的是，鲍氏所藏，其间亦不免掺入少量赝品，评者如石韫玉(1756－1837)、张伯英皆有专门指出，如“盖嗜古而疏于赏鉴者”(8)。然而，对鲍氏“唐帖临本及前人石刻本不复捃入，重墨宝也”之精神，以及帖中所收大量名品真迹之事实，则无不给予充分肯定，如“悉依墨迹，不参以石，其他所刻犹多，则不列入此编。鲍氏徽之盐商，寄居扬州，刻石均在维扬，洪杨劫后，石遂散佚，今全帙罕有矣”(张伯英语)。此帖之价值，可见一斑。光绪十八年(1892)，成都杨寿昌出资，星悟杨守敬(1839－1915)辑选古代法帖，刘宝臣手摹上石刻成《景苏园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其中苏轼《功甫帖》系从《安素轩石刻》中翻刻而来(9)。

《安素轩石刻》(上海博物馆藏)共收苏轼书作六件，其中有两件张伯英指出为伪，其余《功甫帖》、《楷书祭黄幾道文》、《与德孺运使书》及《与质翁朝散书》等四件皆真，历来不持异议。这四件原作墨迹中，除《功甫帖》不见传世外，另三件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处(10)。

如前所述，古代摹本之佳者，皆“几欲乱真”。然而，钩摹者即便为“深得笔意”之名家如虞世南(558－638)、冯承素、米芾等，钩摹再精，亦只能“下真一等”。诚如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题苏轼《新岁展庆帖卷》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钩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益不免墨猪之论。”换言之，凡摹本，其丰韵神采与母本相较总是见拙，尤其是在古代技术条件下。石刻拓本与墨迹母本之间的关系亦然(图三)。以此检视《功甫帖》墨迹与《安素轩石刻》中所收《功甫帖》拓本，其间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即现在这件《功甫帖》墨迹(以下简称“墨迹本”)不是鲍氏据以摹勒上石的家藏原作，而是钩摹自《安素轩石刻》之“拓本”(纵32厘米，横8.5厘米，以下简称“拓本”)。现举证简析如下：

1. “墨迹本”所呈现的书艺与苏书公认的传世墨迹差距甚远

人们对于苏书的完整认识，是建立在传世可信的墨迹和早期刻帖善本基础上的。所见“墨迹本”失缺了苏书稳健浑厚特质，尤其是出现了种种非自然书写的特征，与苏氏书艺差距甚远。书法界与书法艺术研究界？都是具有共识的，在这一层面上的对话，目前所讨论的“墨迹本”与传世苏氏墨迹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质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可以作出的判断，在此已毋庸赘述。为了比较简明地揭示问题，同时也是本文论题的旨归，因此，我们直接将“墨迹本”与笔者认定的母本作一些具体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