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拓本”之书艺远胜于“墨迹本”，更接近苏字书法特征

“拓本”较好地体现了苏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厚、蕴藉丰腴，且起收、使转、起伏等运笔过程交待更为明晰，其于颜书取法的习性亦一脉相承。如“奉议”中“奉”字捺笔的一波三折，“甫”字、“奉别”中“奉”字的悬针，“议”字竖勾，“功”字弯勾等。试看“墨迹本”，如两“奉”字共计十横的起止，“谨”字言旁、“轼”字勾挑、“议”字长撇等，“甫”字左竖等，显得单薄枯梗，用笔以偏锋为主，失缺苏书凝重饱满、沉着稳健特质，运笔的起止及提按使转处，多含糊不清、交待不明，反映出摹写者不知所措的作伪心态。“墨迹”本所显示的用笔风格属性，亦远不及后世承学苏氏家法的名家如欧阳玄(1283－1357)、牟应龙(1247－1324)、吴宽(1436－1504)等，其实这已颇可说明问题。

3. “墨迹本”出现了石刻“拓本”特有的形态

因“墨迹本”显示出缺乏自然书写的种种特征，故墨韵神采、节奏韵律等皆黯然失色。撇开“墨迹本”中如“苏”、“别”等字外轮廓有明显廓填痕迹外，“拓本”中非人工自然书写而莫名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以及石刻中不甚自然的牵丝、飞白、散毫、枯笔等运笔与笔触，出现在“墨迹本”中。其蛛丝马迹甚多，兹举如下：

(1)“墨迹本”中缺乏浑然天成的牵丝来源于“拓本”

比如“拓本”中“苏”字中“鱼”撇与横撇间的牵丝，刻石者还是注意到了原迹中用笔的丰富变化保存了笔断意连之书写形势；而“墨迹本”中，状若枯枝，且行笔多处缺失承转呼应，尤其是不见用笔动作的左撇，显得单薄而孤立。另如“议”、“奉”、“甫”、“别”等字的牵丝，虽有一些粗细的变化，但其形态呈显了石刻味，透露了从法帖中摹写的特性。

(2)“墨迹本”中的莫名笔触来自石刻“拓本”

“拓本”中的石斑、石花、石裂——原本属石刻自身局限与特点的细节(图四)，反而在“墨迹本”中出现，如“议”字右撇长出的圆角、勾底的小裂口，以及“轼”字的勾、“奉别”之“奉”字长撇起笔处的形态失常等。甚至加以夸张，越描越乱，出现了正常书写一笔难以完成的线条状态，充分暴露了作伪者摹写的作坊行家特点。

(3)“墨迹本”中的不明墨斑源于“拓本”

“拓本”中“谨”字最后两横间的不明棱凹，“墨迹本”则处理成上下相连的墨斑，当为填墨者不明就里的结果，造成了两横间行笔的失去书写理路，线条枯梗僵直，缺乏骨肉停匀的质感与丰富而劲健的形态。由此可以看出摹写者的书法技巧，远不及刻帖者。

4. “墨迹本”中“苏”字末笔收尾透露了钩摹者对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

书家在自然书写过程中，由于笔之新旧、大小、笔毫软硬，用笔的轻重、缓急、起伏以及墨量等因素的瞬息变化，在纸绢上往往出现诸如飞白、枯笔、锋毫聚散等丰富的笔情墨趣、节奏韵律。这对以刀代笔、把石当纸的刻工而言，恰恰是最大的难点，这也是衡量刻工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图五)。事实上，也是需要重点指出的，“拓本”中有一处十分明显的散毫处，即“苏”字末笔收尾，应该视为体现了母本墨迹的原貌的。具有丰富娴熟经验的刻工，往往有意识地虚化笔画轮廓，以避免过于分明，通过控制下刀的力度、速度，以及刀线的疏密、虚实、粗细、轻重等变化，力图接近原迹的笔墨形态。即使是一些较好的翻刻者，对于同行的这一手法，往往也是心领神会，比如翻刻自《安素轩石刻》的《景苏园帖》，体现了尽量忠实于墨迹原作的刻帖准则。而“墨迹本”中则依廓填死，这一方面佐证了非据墨迹原作钩摹的性质，也泄露了作伪者于刻石特征的理解肤浅(图六)。

另外，“拓本”中“别”字右侧立刀，右上轮廓边缘显得不太分明，状若飞白、枯毫。这并非母本墨迹原貌，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刻工刻得不够深，二是拓工拓包掩入所致。对于有书写经验的翻刻者，或可避免依样画葫芦，如《景苏园帖》(图七)。而“墨迹本”作伪者显然注意到了此处较为明显的斜角状凹棱，仍然依样摹写，无形中放弃了笔画应有的完整性与形态美，自然造成了令人费解的点画形态。也显示了作伪者于石刻拓本知识的片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