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正在退出历史，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史上已经无力回答时代的转变所提出的新的文化问题，也意味着由于世界格局的转变给文化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二、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

1，170年来中国只是在做一件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相遇，由此导致的结果是，170多年来中国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即从一个延续了三千年的农业文明国家“拼尽全力”向一个现代工商金融国家转变。这一过程相当于西方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中国至今尚未完成此一社会转型。

1840年至今，170多年来，期间发生的所有事件，存在的所有历史人物，无论其个人主观意愿是什么，客观上都参与了，或不同程度推动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国当下仍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艰难跋涉。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170多年中国发生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推动中国在经济上可以进行“数目字管理”。

简单地说，“向现代转变”是中国自1840以来无可选择的方向。

2，历史的“U型”转弯

春秋时期鲁国开始对农业开始收税，秦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基本成型。至1840年之前两千多年来，无论朝代更替与外族入侵，中国始终在传统农业文明的秩序中延续。它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秩序和结构。其运行方式和历史的惯性两千多年来基本保持着，从未被打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与西方迎头相遇(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生产力的水平上无法抗衡)，一击之下激起无数历史的“碎片”。中国两三千年来历史移动的巨大的惯性受到了从未遇到的阻遏。身在历史之中的李鸿章清醒地指出，中国所遭遇的变化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朝代更迭或历史嬗变都不同，它带来的是中国“三千年前所未有之大变革”。

遭遇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灭亡——如李大钊所说，东西方两种文明(“静”和“动”)的相遇，必以一方的破碎为代价;要么转变——即从一个传统农业文明的国家转向一个现代工商金融国家。

中国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历史经历了一个巨大的“U型”转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商社会在许多方面的特性都几乎截然相反，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从其历史运动的巨大惯性中摆脱出来，在与西方/现代突然迎头相撞之后，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突然调转方向，向着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有的结构被打碎、重组。无数的碎片，在巨大的历史转向中被抛离轨道。这是一个完全“脱胎换骨”的过程。

这种“U型”转弯，就像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选择邓小平作为年度封面人物而给出的理由：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在一枚五分钱的硬币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确实如此，170多年来，中国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转变。

3，中国的“双重传统”

今天，中国(包括非西方国家)，其文化面对着“双重传统”：一个是自身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延续”，另一个就是现代/西方的传统。

缺失了自身的传统，我们将不能认识自己，在身份的迷失之中找不到方，向失去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亨廷顿临死前告诫美国民众，弄清楚“我们是谁?”。坚持、捍卫美国的“文化认同”对美国的生存至关重要);缺失了现代/西方的传统，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将不能转变自己，失去生存的机会(正像博尔赫斯告诉阿根廷青年：“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比西方国家的人们更有权利继承这一传统”)。

“双重传统”是当下时代我们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它确保我们在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之中更理性地看待自己，完成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更好的融入国际社会。

4，美国/西方的“双重影响”

现代化过程中，毫无疑问，美国/西方对我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始终是“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西方告诉我们，1，要坚持“开放性”;2，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的挑战，更加主动地改变自己以适应时代的发展;3，在文化价值、结构、制度等各方面向现代社会转变;4，融入国际社会，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的行为也告诉我们，1，实力才是硬道理。“独立自主”，才能把握自己。唯有理性、清醒，方能处“乱”不惊。正像美国人自己所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世界没有“救世主”，一切都要靠自己。